從法律官員到學者

——訪1982屆研究生校友、商務部條法司前司長張玉卿

張玉卿，1965年在北京輕工業品進出口公司工作，1979年考取北京對外貿易學院國際商法沈達明教授碩士研究生，1982年畢業獲碩士學位後在商務部工作，從一般幹部至條法司司長。獲美國喬治城大學法律中心國際法碩士（L.L.M.）學位，曾在美國華盛頓 Arnold&Porter 和 Akin Gump&Strauss 律師事務所任律師；曾在中國國際經濟法學會、中國法學會 WTO 法研究會、中國仲裁法學研究會擔任職務，中國政法大學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在商務部工作期間，他先後參加或率團參加 UNCITRAL、UNIDROIT、The Hague Conference等統一國際貿易法律的國際會議，主持中美、中歐等知識産權談判，長期參加中國“複關和“入世”談判。著有《WTO案例精選-WTO熱點問題荟萃》、《國際貨物買賣統一法》、《國際反傾銷法律與實務》、《WTO案例精選-美國國外銷售公司（FSC）案評析》；主編《國際統一私法協會國際商事合同通則 2010》、《WTO 法律大辭典》、《國際統一私法協會國際商事合同通則2004》、《WTO新回合法律問題研究》等。撰寫、發表中英論文80餘篇。2004年成為中國入選 WTO 專家組的三位專家中的一位。2007-2008年，作為WTO争端解決專家組成員參加了兩起香蕉案“21.5 執行專家組”工作，是首位中國大陸參加專家組審理案件的人士。

1、孜孜于求索

1972 年，中國教育的嚴冬還在持續，北京對外貿易學院辦了一個 200 人規模的幹訓班，學員全部為外貿部以及所屬的外貿公司的在職人員。來自輕工業品進出口公司、有着7年工齡的張玉卿被編入一班。兩年的脫産培訓，紮紮實實如饑似渴的國際貿易理論、外貿業務、英語的學習，為張玉卿五年後報考碩士研究生奠定了基礎。1979年，在北京對外貿易學院招收的第二屆碩士研究生名單裡，出現了張玉卿的名字。他于是二進“貿院”，成為當年法律專業4位碩士研究生中的一位，就讀沈達明教授麾下。那年他還差幾個月就滿35歲，過了這個年齡坎，他将永遠失去獲得學曆的機會。他把自己關在一間小屋裡整整一個星期埋頭複習，然後進入考場。他考取了！

當時，沈達明先生靠當年法國留學的記憶編寫出講課大綱，學生們的教材則是沈先生出國訪問時自己買回的一本英文商法書的複印本。勤奮的張玉卿又從北京大學教師圖書館借出芮沐先生1948年出版的《民法法律行為理論之全部》和龐德1936年的《法理學》潛心閱讀。讀着中西方的法學曆史、合同法、公司法，他一字字地體會，感到這大跨度的空間之差，其實正是中國法律巨大的曆史空白，也是法律工作的廣闊天地，法律人責任重大。

1982年，在北京外貿學院獲得碩士學位後的張玉卿被分配到外經貿部條法司，至此開始法律生涯。此時，中國剛剛從毫無法治可言的“文革”動亂走出，高學曆的法律人才寥若晨星，他有幸成為新時期中國法制建設的開創者。1985年，他又在美國喬治城大學攻讀第二個法學碩士學位，方向是國際法。這回，來自法制建設一線的他是帶着問題學習。但年紀不饒人，此番他為學習付出的代價甚是高昂，體重減了20多斤。沒有獎學金，沒有贊助，為了還錢，他還沒畢業就不得不在 Arnold&Porter 和 Akin Gump Strauss 等律師事務所工作。他最終以優異成績畢業，并以對中西法律的融會貫通和踏踏實實的工作作風以及在美國西北大學《國際法律和商務》期刊發表的兩篇長達 80 多頁的論文赢得了美國法律界同行的尊敬。他的求學之路就好比中午吃早餐，他戰勝了“正午”的心理和生理關口，終于拿到了隻有少數成功者才能獲取的盛大晚宴的入場券。于是，他的後半生的事業展現出一層層美景。

2.耿耿于創建

從1982年起，張玉卿在外經貿部條法司工作，于1997年下半年主持條法司工作，1998年任司長。這裡是中國經貿領域法律建設的最前沿，他親手在那塊巨大的曆史空白上一寸寸地填上法律、規範與秩序。這期間，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親身參加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這是新中國的第一個有關涉外經濟貿易方面的法律文件，帶有開創性、根基性。在那10多年裡，作為主管處長、司長的他是這部法的整個機制的主要設計者與起草者。中國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條例等一系列涉外經貿法律、法規的起草和制定，也融入了他的心血和智慧。他被《半月談》稱為中國反傾銷第一人。他也是中國貿易救濟調查機制的主要設計者與開創者。

1982年，張玉卿到外經貿部條法司後不久，即承擔了研究中國是否可以參加《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簡稱“CISG”）的任務，并分析參加的利弊。當時，正處于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自身尚無涉外合同的立法，急需了解國際規範，也面臨着積極開拓國外市場，發展國際貿易，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的緊迫任務。然而長期的計劃經濟，不僅使中國民事、商事以及國際經濟貿易的立法一片空白，立法步伐的滞後不能适應外貿與引資的緊迫要求。對于CISG，當時除去公約中文本外，幾乎沒有介紹、評論公約的文章或專論。張玉卿首先開始研究貿法會起草、讨論、通過公約的文件以及外國法律專家學者的有關論述，理解蹩腳的中文文本，然後謀略掌握公約的全貌及篇章結構，直至每條、每款的涵義。經過與包括芮木、沈達明、史九庸在内的專家、學者的多次讨論與論證，最後得出結論：中國應該參加這項公約。1984年4月19日，由張玉卿主筆的外經貿部《關于批準〈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的請示報告》正式上報，同年 5 月 29 日獲正式批準。張玉卿說：“當時我們就以改革開放的态度來處理這一問題，事實證明是非常成功的。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标志就要看中國參加被國際上廣泛認可的國際條約有多少，看其實踐這些公約的程度。”張玉卿編著的《國際貨物買賣統一法》連續印了三版，成為法律界的重要參考書，張玉卿也成為了研究公約的專家。

法律界業内人士有時會自嘲：“我們這些人學法律早學了500年。”張玉卿認為，需要一分為二地看待環境與個人努力的關系：一是在這種環境下的法律工作者有着開創的大舞台；二是要看到工作的長期性，不要幻想社會能一下進入法治樂園。他說：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隻是把法律工作當成一個飯碗，就太低标準了，而應把這項事業當成一項曆史責任。他希望通過自己紮紮實實的工作，推進“以法治國，依法行政”在中國早日實現。

在法制不健全的環境裡，法治與人治，就像是無孔不入的新鮮或污濁的空氣，每時都在檢驗着人們的抵禦能力，執法者也不例外。為此，張玉卿常是進退維谷。尤其作為仲裁員，在處理案子時，他常會碰到别人要他“幫忙”、“照顧”一類的事。他說：“我的性格就是，違背了标準和原則，就要講，就要争，該不簽字的就決不簽，該寫反面意見就一定要寫反面意見。你不講原則，對方也不會尊重你。”

張玉卿自 1986 年起即陸續參與了中國“複關”、“入世”談判，1992 年以後參與得更多些。“入世”進入最後階段，涉及法律文本的問題就越發突出。為此，僅2000年，他就五次赴日内瓦世界貿易組織總部參加工作組會議。他還長期參與、組織、負責中美貿易、知識産權等談判，多次率團參加聯合國貿易法委員會等有關國際貿易條約、公約的起草、制定的國際會議。他後任中國國際法學會 WTO 法研究會、中國國際經濟法學會、中國仲裁法研究會的副會長，還是政法大學的博士生導師。為此，他每天都要閱讀大量的文件，以滿足工作的需要。中國入世前夕，他的主要工作，一是參加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談判，二是審查國家對外經貿法律法規是否與WTO相符，制定和修改相關法律。

3.陶陶于筆耕

張玉卿在忙碌于條法司的行政事務的同時，還在做着一項同等重要的事—— 著書立說。《國際貨物買賣統一法》一書，是他諸多著作和論文中頗感自豪的一部。該書第一版問世于1988年，是對1980年在維也納通過的《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的全面介紹和說明。另外，他在國内外先後出版了《WTO 案例精選-WTO 熱點問題荟萃》、《國際貨物買賣統一法》《WTO法律大辭典》等一系列專著，發表了《國家采購法》、《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中國對外貿易的法制建設》等80多篇中、英文專論。其中他最感滿意的是幾篇英文論文和中文著作《國際貨物買賣統一法》。他在用自己的學術成果回饋自己的導師沈達明先生的教育與學術精神，回饋社會。他除了個人學術研究，還常到大學的法學院授課，指導研究生。他曾帶領同事在中國政法大學就WTO的法律制度做過幾個學期的專題講授。他的任教兼職達國内十多個法學院。他與貿大博士研究生徐進亮共同撰寫的論文《我國現行貨物原産地規則缺陷及完善》獲2000年度安子介國際貿易研究獎二等獎暨第一名（一等獎空缺）。他在許多場合對年輕的法律工作者強調著書做學問的重要。他常說，“再忙也不能忘記鑽研學問”，“寫作是專業與事業的标志”。

張玉卿和他主編的《WTO 法律大辭典》

司長張玉卿與教授張玉卿确有不同。當他面對年輕人一張張求知面孔時，他看到的是中國法律的希望。他想告訴母校的年輕學子們：法律是社會大廈的框架，沒有了法，社會大廈就要坍倒；法學不是關于任何法律的學術，而是專指體現公平與正義的科學；法治曾經推動整個歐洲掙脫中世紀權威和桎梏的運動，通過對商品經濟的保護，促進了西方社會現代化的進程，也必将推動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沿着健康軌道行進；法治不但要弘揚中國自身的法曆史與法文化，還要善于接納、吸收國際上的法文明與法通則；法治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标志與必由之路，是近代以來世界各國人民共同追求的社會政治目标之一，甚至可以認為，法治是人類的一個偉大理想，一項宏大的事業。中國法制建設的未來重任将落在你們的肩頭，你們——責任重大！

（作者：紫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