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法本科生之律師第一人

——訪1989屆校友、華潤創業有限公司副總裁兼總法律顧問 程大勇

程大勇校友近照

1985年秋，程大勇從陝西考入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法系（七系）。他回憶在貿大的學生生活時用 “教室－圖書館－操場三點一線式的學生”為自己做了一副自畫像。他能成為國際經濟法系自1984年創系後第一位從事專職律師職業的本科畢業生，實屬偶然中的必然。在大二接觸專業課程後，他就開始為做一名律師做準備，對系裡開設的專業課程比其他同學多了一份專注。他發現，沈達明、馮大同兩位法學大家對貿大國際經濟法系的課程設置确實具有前瞻性和科學性，都是開放之初處理涉外法律事務最緊要的法律知識。比如将法律與金融結合在一起的《資金融通的法律與實務》，涵蓋和析解了資金融通的基本法律架構，還細緻地對基本專業術語做了中英文對照注解，他從中學習的知識後來在工作中全都派上了用場，很具操作性。甚或是一些選修課程，例如《外貿運輸》和《項目可行性研究》等，也對他後來的工作大有幫助。他在參與的某汽車合資項目的合同談判中，就遇到外方用專業汽車制造設備實物出資的定價問題，談判雙方就此争執不休，他巧妙地運用了所學的《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INCOTERMS )中的CIP(運費和保險費付至)貿易術語化解了各方的争執，找到了公平合理的解決方案。大四本科後才有資格進入校圖書館的研究生和教職工專用閱覽室，接觸的書籍刊物為他打開了新的眼界。他發現，這些來自海外及港台澳的專業書刊大都是沈達明先生和馮大同先生剛剛借閱過的，都是法律專業最前沿的東西！他從未像彼時那樣感到大學時光的寶貴，埋頭研讀這些書刊占據了他大部分時間，可惜陶醉其中的時光太短。随着畢業季的來臨，他決定投身律師行業。他也因此成為了當年應屆本科畢業生中最早的律師，也是改革開放中最早的一批涉外律師。

以下為筆者采訪程大勇校友的實錄整理。

1、改革開放後最早的一批涉外律師

我是1989年從貿大國際經濟法專業畢業的。那時學法律的人還不多，尤其是學習涉外法律的人更少。當時的貿大國際經濟法系由沈達明和馮大同兩位先生根據國家改革開放的需要創門立派，兩位先生是這個專業領域的領頭雁。

1989屆（85級）畢業合影。前排左一至左七分别為：輔導員馮守華老師、國際經濟法系副主任陸志芳老師、系黨總支書記梁仁潔老師、學校教務長孟繼成、副校長郭進寶、國際經濟法系主任馮大同教授、學校總務長徐延春，右二為系黨總支副書記兼輔導員王淑霞老師；四排右一為程大勇。

畢業那一年正趕上北京“六四”風波，其他同學還在為畢業分配的事愁得不行，我是個例外。由于事先已經下定決心做律師，原本6月份畢業分配，我提前在4月份就把自己給“分配”出去了。我那時候連續四年擔任班裡的團支部書記，我知道中糧、中化、五礦、中紡、中技等這些大型的外貿總公司都是最理想的工作單位，可當時我一門心思想當律師，便自己選了外經貿部下屬的長城律師事務所去做律師。就這麼一個決定，讓我成為貿大國際經濟法系本科畢業生中的律師第一人，而其他同年畢業的同學大都分配到了外貿公司或經濟特區的外向型公司。可能是因為我這個人不喜歡四平八穩墨守成規，喜歡自由，不僅是追求行動上的自由，更是追求思想上的自由，而這些，當時的國有外貿企業沒有這種工作環境。當時的外貿公司業務，通常來來回回就那幾個特定産品，幾份格式的合同模闆，固定的客戶經理，固定的幾個客戶，多年下來可能基本沒有變化，不激發思想，沒有太大的創造性，所以我不想去做。但當時的外貿很熱門，待遇好、福利好，還分房，而且幾乎每年都有出國機會。當時國内像電視機、電冰箱和音響等家電還是奢侈品，相對緊缺，在外貿公司工作可利用出國機會拿到購買進口家電指标，讓人羨慕。

當時，長城律師事務所是外經貿部下面的一個局級事業單位，一個官辦性質的律所，專門處理涉外法律事務，我就去那裡做了一名的律師。由于所裡學涉外法律的人并不多，同年隻從貿大招了我一個國際經濟法專業畢業生，我便成了所裡專業對口的“香饽饽”。當時全國的執業律師也就三萬人左右。1990年，我第一次參加律師考試，當時的政治形勢嚴峻，社會上對律師業的存廢争議四起。受大環境影響，據說北京市當年隻有不超過二十人獲得了律師資格，包括内定授予，而我第一次嘗試敲開執業律師大門的努力功敗垂成。當時是每兩年舉辦一次律師考試，于是我就又努力了兩年，1992年才考得律師執業資格。回顧以往，感謝國家的改革開放政策讓我趕上了一個好時代，特别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後，神州大地改革開放的春風又起，大量的國家重大重點引進外資和技術項目重啟，對外開放加速，很多之前擱置的外資項目恢複執行。長城所作為外經貿部所屬官辦律所與國家計委等部委的聯系自然很緊密，通常會被指定參與很多國家重大的外資引進項目，例如一汽與德國大衆的合資項目、二汽與法國雪鐵龍的合資項目等，也根據國家的需要參與了很多白色家電和汽車零部件配套的一些合資項目。我作為新人，跟着老一輩律師學習，他們大都是西南聯大或老北大的法學前輩，我在工作實踐中确實學到了很多的知識，增長了執業經驗。我們當時的工作條件無論硬件還是軟件都跟外國律師沒得比。我清楚地記得1992、1993年時我們代表航天部下面的一家公司與法國雷諾公司談汽車合資項目，對方找的是一家知名的美國大所蘇利文，外國律師當時談判都用上了筆記本電腦處理文件，我們去的時候左手一把鉛筆，右手一打制作粗糙的信箋，光是硬件上就輸人一招。我們就在這樣的環境下和外國律師短兵相接，跟衆多的“西洋人、東洋人、南洋人”交手，從對手那裡學習，在實踐中不斷進步，精進自己的律師業務。

随着政策的開放，後來地方性的律所也發展起來了，不過他們草拟的很多基礎法律文件，都是參照和援引長城所早些年的文本。為此我内心多多少少還有些小自豪呢！這樣一直到1996、1997年，我才敢在内心承認自己是個律師了，才有了足夠的信心和專業能力獨立主持并主談一些大型項目。這樣看來，我也算得上是中國涉外律師行業發展的參與人和見證人了。我不知不覺間被時代大潮推到風口浪尖上。

但大浪淘沙，不往前跑，就要被淹死了。1998年，國家政府機構改革，政府機關開始同下設的事業單位脫鈎，長城所也開始讨論與外經貿部脫鈎，我和幾個同事就提前從長城所“下海”一起創業開辦了一個律師事務所，繼續在涉外法律事務領域開拓。2002年5月份，我們的律所與金杜合并，專門處理外商投資法律事務。機緣相會，我還做了一段金杜所的合夥人呢，同好多位貿大法律系畢業的校友成了同事。

2、改行做公司律師并與華潤結緣

我最早跟華潤結緣是在1994年，那時我們所是北京華遠的法律顧問，華遠公司開發房地産資金短缺，急于引入外資。華遠的老總任志強首先找到的項目合資夥伴是光大國際，但簽約前一天光大内部出了問題，放棄了投資。任總很快又找華潤接盤，在與華潤集團領導溝通後，華潤反應非常迅速，很短的時間就同意簽署本來同光大國際談妥的合資文件。我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跟華潤有了交集。華遠跟華潤合資之後被納入了華潤的旗艦上市公司華創的地産闆塊，成為了華潤房地産業務在内地最核心的部分。後來華創地産業務做大了，拆分在香港上市，就成就了現今的華潤置地。拆分的時候，我是華潤的中國境内律師，做盡職調查，出具中國法律意見書。在跟華潤合作的過程中還有一段小插曲——置地上市時也是我們所出的法律意見書，是無保留意見的。就因為這事兒，證監會以法無依據未經證監會同意出具意見書為由處罰長城所罰金一百萬人民币，這在當時是一筆不小的數目，我們所當時都做好了跟證監會打行政訴訟官司的準備。最後，還是吳儀部長親自寫信給證監會周主席協調此事，我們所向證監會寫了檢讨書，才免于行政處罰，證券從業資格總算是保住了，但華潤置地在香港上市開創了境外公司拿境内權益境外上市的先河，由此也引發了内地的證監會出台紅籌指引。說起來，也是由于當時法治不健全才出了這麼件“趣聞”吧。

2015年5月，1989屆（1985級）大學同窗于印尼合影。左起：孫達、程大勇、朱曉峰、李曉軍、馬利

在加盟華潤之前從事專職律師10多年的執業生涯當中，有時我從另外的視角看到客戶和客戶的In-house相比于外部專職律師所具備的獨特的特質，感覺到法律職業就像一枚硬币也有兩面，自己隻看到了專職律師的一面，但另一面卻在燈火闌珊處，對于我這樣一個從事商務法律咨詢的律師而言，另外一面的誘惑驅動了我的好奇心，也促使我想轉轉行，嘗試去做一名in-house，了解法律職業的另一個世界。由于多年跟華潤合作，相互有了信任和默契，2003年7月我就加入了華創的法律團隊。

剛到華創做In-house的時候其實挺痛苦的，從專業律師一下轉成了In-house，還是有點不适應，隻好抱着學習的态度學習公司文化，學習如何與别的部門和業務單元溝通，學習如何與公司的領導溝通，了解公司涉及的行業，逐漸熟悉下屬公司的業務。華創法律部的建制是結合了香港的法律實踐和公司的業務需求設置的，設計比較科學，在法律事務之外還包括了公司秘書的職能。我來華創時也趕上了公司的戰略調整和大發展，那時候華創下面有7大業務闆塊，需要進行行業整合，有比較多的收購兼并項目，内部還要做公司架構的梳理重組。例如從2003年底雪花啤酒就開始大規模的收購兼并，我們做了雪花啤酒的沿長江、沿海的發展戰略布局，公司陸續收購了藍劍、獅王、錢啤、金威等重要業務和資産。同時華創也在零售業務上開始發力，相繼收購了諸如萬佳和家世界等一些戰略資産，進行全國布局，并開始将華創下面的石化業務進行分拆和整合，出售了香港和内地的油站和油庫；做了雪華啤酒與南非啤酒在中國的全行業合資，華潤萬家超市與英國的Tesco在中國成為合資作夥伴，華潤怡寶與日本的麒麟公司在華也全面合資；公司還收購了發端于美國崛起于香港的太平洋咖啡，公司旗下的五豐行也跨過羅湖橋開始在内地和海外進行投資。

公司的變革為作為公司律師的我提供了許多機會，跟著名的國際大投行和大律師行的合作，同台競技，使我得到了很多鍛煉，我将自己多年的從業知識和經驗跟業務實際結合起來加以運用，成為一名具有業務導向思考的公司律師。

如今，回望自己三十多年走過的事業曆程，所取得的成績，無不源于當年在貿大接受的紮實的基礎教育和訓練。飲水思源，我對貿大懷有深切的感激之情。祝願貿大法學院越辦越好，培養出更多的優秀人才。

（整理：紫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