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至今，楊貝已經在澳门金莎執教13年。她在課堂上實行讨論式教學，獨特的教學方式深受學生好評。其主講的法理學、法理學經典案例等常人眼中艱深晦澀的課程在評教中多次位列學院前10％。

“字斟句酌”是她給記者留下的第一印象。她認真地傾聽每一個問題，謹慎地回答，甚至于一字一頓。你能聽出哪些“不合時宜”的停頓背後是她在斟酌更為恰當的表達。有時你以為她的話已經告一段落，短暫的沉默之後卻是更多的闡發與議論。這樣的情況有時也會被打破，比如當她談起讨論課上觀點的交鋒、談起學生思維方式的進步、談起自身對于法理學的熱忱，每到這時語氣都忽然變得高昂而笃定。楊貝有她自己的節奏。在這樣的節奏裡，她向記者開始了講述。

所有人向所有人學習

“學習不隻是向老師學，所有人都可以是老師”，談及為何采用讨論課的教學模式，楊貝如是說道，“如果僅僅背誦、理解法條就可以稱為學習法律，那學生們自學就夠了，老師要講解的重點不是知識而是思維方式。”她相信好的想法往往來自未經束縛的頭腦，相信追問與觀點的碰撞會帶來思維方式的進步，相信相比于提供唯一正确的答案，引領學生們共同探索未知的世界才是更為重要的事情。

這份确信來自于楊貝在牛津大學訪學時的親身經曆。有一門課的教學形式是以主講人對談為線索，師生共同讨論。兩位主講人是當今法哲學的巨擘——拉茲與菲尼斯。“主講人在雙方存有分歧的領域相互追問、不斷辯論”，包括學生在内的多方觀點在課堂上激烈交鋒，沒有人意欲灌輸某種想法，但所有人的思考都在讨論中不斷深化。如今再次回想當時的課堂，楊貝在一時語塞中陷入了回憶，而後長歎着“收獲真的太多了”。在法蘭克福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習經曆也讓她再度确認，“通過自主學習獲得的知識幾乎可以紮根在學生的頭腦中，其記憶的長久性遠超過老師的講授所能達到的。”

這種學習體驗使她擁有在自己的課堂上推行讨論式教學的迫切願望與堅定信念。“什麼是公平、什麼是正義……我希望學生們通過讨論意識到一些根本性問題一直都在，并沒有确定的答案。”“深入淺出”“值得思考”是學生給予楊貝的課最多的評價，而相比于教材上一句句笃定的陳述，一種更為廣闊的可能性也伴随着楊貝抛出的問題展現在學生眼前。

楊貝将讨論課上教師所扮演的角色形容為“一個平等的談話對象”：既是與談人，又是引領者，時刻準備好回應學生突如其來的奇思妙想，在炒熱讨論氛圍的同時，又引領他們走向更為專業、學術化的思維方式。“傳道受業解惑的宗旨沒有改變，隻是方式變了”，楊貝如是形容道。

事實上，與授課方式一同改變的，還有備課壓力的增加。“教過10年的知識已經能夠倒背如流，上課隻需‘背完即走’”，楊貝說，“但在讨論課上，回應學生們未知的發言、引導課堂的讨論方向則對教師的學術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楊貝将一堂好的讨論課歸因于教師在“收集教學資料”與“設計教學環節”兩個方面上的充分準備。除了收集、整理教學過程中需要用到的文獻以及案例外，她習慣于在課前為學生準備諸多問題，甚至于提問的時機、方式都要細細考量一番。“這個問題是指定學生回答好，還是讓學生自願舉手好？是讓學生直接回答好，還是在小範圍内讨論一下再回答更好……”，每一堂課、每一個教學環節之中，都包含着楊貝細緻入微的思考和設計。讨論課上教師看似講得少了，但事前要做的準備卻更多。

“判決是法理學研究的源頭活水”

“法理學最大的魅力在于它研究的問題沒有唯一确定的答案，因此幾千年來都吸引着最優秀的思想家們為之貢獻自己的智慧。在教材上的通說之外，學生們的探索也永遠被鼓勵。”接受采訪時，楊貝幾乎是一字一頓地說出了這句話，你能從她的語氣中聽出一種嚴謹和克制的熱忱。

法理學既是諸多法律概念的集合，也蘊含着法律人精巧的思維方式。上溯至兩千五百年前，雅典學院中曾經回蕩着“法律是什麼”的争辯，這即是法理學研究的宏大命題之一。時至今日，法理學仍然是法學教育的一門重要課程，卻也因其抽象的思辨性給許多人留下了艱深晦澀的印象，使人望而生畏。然而在楊貝眼中，法理學卻是“最有意思的學科”。

“抽象的讨論讓我們以為自己已經掌握了真理，但具體到個案時才發現仍然有很多問題值得推敲”，楊貝說。不同于法理學在大多數人心目中“高高在上”、“脫離實際”的形象，楊貝眼中的法理學切實地存在于人們的生活之中，和法律實務之間有着絲絲縷縷的聯系。近年來，她在學院設立了司法判決研究中心，将研究重點放在裁判理論上，諸如判決如何形成、裁判文書如何說理等問題都是她的研究内容。

“就像沈四寶先生說的那樣，法律的真谛是實踐”，楊貝說，“隻有在具體的實踐中才能真正實現法律的意義，研究判決可以讓我們知道法理在實踐當中的作用”。司法判決研究中心成立以來，和法院保持長期合作，在獲得研究素材的同時也為對方提供智力支持。楊貝形容它“是法理學研究的源頭活水”，一如她對法理學的鑽研也不曾脫離個案的基礎。

（記者 梁丙鑒  本篇刊發于今日頭條-中國教師報 2021年8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