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馮大同先生

馮大同先生

上個世紀 80 年代初，我所在的一家大型國有企業與外國公司洽談合作，我作為項目負責的工程師參加了技術和商務談判工作。第一次談判，除了技術标準、圖紙和規範，談判文件中的大部分内容對我來說仿佛是一部天書；我不明白進口合同中的價格條款和發運術語，也不清楚技術合同中對知識産權的界定，更搞不懂技術合作中所涉及的各種相關國際商業法律。晚上我把文件副本拿到家裡，請教學過商法的父親，他一個條款一個條款地給我解析。然後歎了口氣說：今天你不過是知道了一點皮毛而已，國際商法是建立在深厚的法律基礎功底之上，這些知識需要系統、專業地學習。雖然你已經是理工科畢業，但在經濟、法律等社會科學方面，基本上就是個文盲。父親給我開了一個單子，讓我先自學。我按照父親的指點借來了一些國際商法著作，有全國外貿院校通用教材的《國際商法》（沈達明、馮大同、趙宏勳合編），全國法律高等院校試用教材的《國際貿易法》（沈達明、馮大同合編）。這是我第一次知道馮大同教授的名字，了解到馮大同教授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法系（現澳门金莎）主任，博士生導師。80 年代中，我從瑞典研修回國後，萌生了報考馮大同教授研究生的想法。80 年代報考研究生需要工廠同意、開介紹信才能報名；我找到主管廠長，結果被以“企業送你到瑞典研修，培養了你，首先要考慮為企業做貢獻”為由而拒絕，那年研究生的報名就這樣夭折了。我不甘心，又開始準備報考下一年的研究生，這次我沒有找廠領導，而是直接通過上級主管局，開了介紹信，悄悄參加了考試。

1.初識先生

那年，我接到了研究生錄取通知，義無反顧地離開了工廠，進入外經貿大學殿堂。入學的第一天，我見到了馮大同先生。他和我們交談的時間并不長，但我感受到他那種深刻、儒雅、極富分寸感的風度和背後的人格力量。

我的導師馮大同先生，畢業于北京大學法律系，長期從事國際經濟法教學與科學研究工作，是中國國際經濟法學的創建人之一。他擔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法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法學評議組成員，中國法學會理事，中國國際經濟法學會副會長，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委員，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仲裁員等職。1978 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後，國家在國際經濟交往中法律人才呈嚴重不足；在馮先生的力主下，對外經貿大學在全國高等院校中首先創立國際經濟法專業。1978 年開始招收研究生。1980 年，他參加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1986 年赴加拿大皇後大學法學院進行講學和研究。馮大同先生著有《對外貿易仲裁》、《國際商法》、《國際資金融通的法律與實務》、《瑞典的法律與仲裁》、《國際經濟貿易中使用的銀行擔保》、《技術貿易的法律與實務》等書，并合譯了《出口貿易—國際貿易的法律與實務》、《C.I.F.與 F.O.B. 合同》等書，還主編了全國高等學校法學試用教材《國際貿易法》和《涉外經濟法教程》，發表了《中國涉外經濟合同法的基本原則與主要内容》、《關于解決投資争議的華盛頓公約的研究》等數十篇文章。

2.言傳與身教

第一次上馮先生的課是大課，我們同中國開放城市商界精英班的老總們一起上課。上課鈴聲一響，可容納二百多人的大教室一下安靜下來，先生笑呵呵地捧着茶杯走上講台。先生從合同的曆史開講，他略帶廣東口音的普通話，寬厚宏亮的嗓音，如磁石般吸引着下面的學生。先生博古通今，國政要是，商海沉浮，娓娓道來，在我們的腦海裡把國際商貿坎坷不平的過去、充滿希望的今天和閃爍着光輝的未來連接起來。先生是傑出的法學家，也是出色的經濟學大師，他的研究涉獵國際貨币、金融、财政、銀行、投資、證券、期貨、保險、運輸以及企業管理中的财務、審計等廣泛的經濟領域；先生有很深的文學功底，在叙述典型的國際商業案例時，擅長用中國的古詩文旁征博引；時常還借用他喜愛的中國傑出的散文家脍炙人口的文章，并深得其中的神髓：精簡、淡雅、隽永。課堂上不總是這樣靜如秋水，講到他在仲裁時屢屢遇到中國一些公司在海外貿易中遭受的巨額損失，歸結到現行中國外貿體制的種種弊端，先生會心痛，會氣憤，聲調提高了，語辭變得犀利。下課鈴聲響了，我們仿佛剛剛聆聽了一場氣勢恢宏的交響音樂會，這是一種高層次的藝術享受。

1984年，孫維炎校長向馮大同先生（左）頒發國際經濟法系主任聘書。

研究生小班上課的時候，先生給我們單獨講授國際貿易法、國際商法、海商法、國際資金融通的法律與實務、國際技術轉讓法等課程。1989 年隆冬的一天，鉛灰色的雲塊在天空中奔騰馳騁，冷飕飕的風呼呼地刮着；路旁樹木秃兀的枝桠，迎着北風，在寒流中搖曳；氣溫驟然降到零下15度。按照課程表，先生晚上7點鐘要給我們幾個研究生上票據法的課；我們知道那天下午國際仲裁庭開庭，先生有仲裁任務。仲裁庭在複興門，而學校在東北四環；擔心惡劣的天氣和先生的身體，我們和系辦主任商量，想把課改到第二天；但先生中午來電話說，他一定趕回來，絕不會耽誤我們的課。晚上，我們幾個研究生在教室裡忐忑不安地等着先生。那個年代老師們還沒有私家車。先生從仲裁庭出來，準備打出租車，可是那天天氣不好，等了半天沒有車；最後有一輛車到中日友好醫院接人，把先生帶到和平街北口。他跳下車，向幾百米外的學校疾行。先生走進教室時，他嘴裡、鼻孔裡噴出來的團團熱氣在兩鬓凝成了一層霜花兒，凍結在圍巾四周。我們趕緊給先生倒上熱水，知道他沒吃晚飯，一個同學跑到教工食堂的風味餐廳買好飯端給先生。他把飯放在一邊，說：先上課吧。那天晚上，先生給我們三個人上了兩個小時的課，如同他上百人的大課一樣認真，抑揚頓挫，絲毫沒有馬虎。

先生那時正當教學和科研事業的盛年，他在攀登于學術巅峰的時候，作為國際經濟法系的系主任，還不得不應對繁瑣的行政事物；但他仍舊堅持每學期給本科生上一門課，給研究生上四到五門課，并力求每一年寫一本新書。先生的學術著作和論文是海量的，但他在具體的寫作上卻又萬分小心；其自律之嚴，幾乎到了苛刻的地步。在他完成新書《中國外貿法》的時候，我不忍看到他太過勞累，便自告奮勇，想幫先生做書中的校對等占用時間的繁雜事情，他婉言謝絕。先生堅持親力親為，從不支派研究生給自己打雜工。

左圖：1994 年 5 月7 日，在第二屆首都高校學生法學研讨會上，馮大同先生與國際經濟法學系師生在一起讨論。左起，系黨總支王淑霞書記、焦津洪副教授、高西慶教授、馮大同教授、譚建業副校長、沈四寶教授。

右圖：馮大同先生在研究會上發言。左一為高西慶教授，右一為沈四寶教授。

我曾問先生他著書有什麼決竅；先生說：寫書沒有什麼捷徑，首先寫書要有沖動，不到非寫不可的時候，堅決不寫。另外就是寫書要有時間。對身兼教學、科研、行政數職的先生來說，這一條最困難。他的辦法，一是犧牲自己的休息與寒暑假；二是“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人謂之‘腹稿’”，指的是夜間萬籁俱寂，先生躺在床上，人已經進入半寐狀态，思維仍在自己的學術空間中遨遊，思緒宛如蜿蜒的蔓藤，沿着提綱的構架攀爬、延伸。第二天一早醒來，提筆一揮而就。先生這種“援筆成篇，不易一字”的工夫肯定不是一日練成的，而且打腹稿的過程想必也十分艱辛。

3.循循善誘

研究生的第二年，在确定我的論文題目時，先生考慮我過去的産業經曆，指導我寫一篇中國産品責任法的論文。他還建議我到中國出口産品較為集中的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和廣東地區考察。根據先生的建議，我趕往華東地區，先後到了上海、溫州、福州和廈門，考察那裡的民營企業和合資企業；走訪了當地的政府、海關以及商檢官員，收集了大批素材。我用了六個月時間，完成了我的論文《中國産品責任法與歐美法的比較研究》。 我把初稿遞交給先生後，他又補充了兩個關鍵問題，讓我充實内容。答辯時，校内的答辯老師是馮大同教授，校外的答辯老師是趙承璧教授（時任國家外經貿部條法司司長）。答辯時，馮先生和趙先生提出一些責任法界定的原則問題，因為我做了充分的準備，比較順利通過他們的詢問和質疑，先生對我的論文做了高度評價。論文通過後，先生将我的論文推薦給《外經貿大學學報》（1992 年 4 月号）和《中國法律論文庫》（1992 年 4 月發表），後來又被轉載于《中國政治與法律》（1997 年第 5 期）。

從對外經貿大學畢業後，我在外經貿部條法司工作了一段時間。期間，先生又推薦我到中國有色金屬工業總公司，參與有色期貨貿易公司的建立。1992 年的一天，先生把我叫到他家裡，問我今後的打算，我提出還是想在國際商法上繼續深造，将來去中國國際貿易仲裁委做仲裁員。先生沉吟了一會兒，問我是否還記得加利福尼亞 Golden Rush 的故事，我說當然記得。那是在最後一次研究生小班上課，先生在課堂上給我們講了一個故事：1848 年美國移民薩特在加利福尼亞的薩克拉門托附近發現了金礦；這一消息傳出後， 美國沸騰，世界震撼。近在咫尺的聖弗朗西斯科首先感受到了淘金熱的沖擊：幾乎所有的企業都停止了營業，海員把船隻抛棄在港灣，士兵離開了營房，農民典押田宅，工人扔下工具，這股熱潮一直席卷到聖弗朗西斯科北部的俄勒岡及南部的墨西哥。俄勒岡的一個小農場主在舉國的淘金潮中，抱着發财的夢想，也賣掉了自己僅有的一處貧瘠的山丘牧場，籌措資金，跟随成千上萬的淘金者湧向金礦發源地。四年以後，農場主懷揣辛苦掙得的美金，衣錦還鄉時，才發現他賣掉的牧場上面已經矗立起高高的井架；那座原本屬于他的山丘下面，蘊藏着一座巨大的金礦。先生看了我一眼，他分析說我有搞法律的人無法望其項背的三個優勢：一是工科出身，對産業的技術規範和标準有清晰的理解；二是來自于大型企業，參與過企業管理，對中國的企業狀況非常熟悉；三是做過企業的對外技術合作工作，對國外的産業技術狀态有充分的了解。他緩緩地說：“人們在緻富夢想的驅使下，追逐外在的财富；然而對自身俱來擁有的财富，很多人卻視而不見。其實人的一生一直在舍棄，人需要學會舍棄；但是能夠影響自己一生的東西不僅不能放棄，還要集中精力把它做到極限。”

我靜靜地聽着，暗自思忖；先生修養這麼高，他作為導師，對于自己的每一個學生必定是同樣的關懷。也許因為我是研究生中的老大哥，因此才多一點接受先生的教誨和關照。更因為耳濡目染、潛移默化，自己為人做事，都受到先生的很大影響。先生對于我的恩情，首先是教我做人。

4. 憂國憂民 經緯天下

轉年下來，我被新加坡共和國第一副總理，中國政府經濟顧問吳慶瑞博士聘為他的助手和研究員，負責國際财團在中國大陸投資項目的技術評估和可行性研究，以及中國的産業政策和産業技術分析。去新加坡臨行前，我到先生家辭行。先生那天特别高興，他講到國家産業技術的更新換代，論及十幾年來的中國技術引進的教訓，提起他仲裁中遇到的一個案例：

德國大衆汽車是改革開放後第一個進入中國的，比較其他國外汽車公司，德國大衆在中國的合資時間最長，在中國市場獲得的收益也最大，但德國大衆對于其合資夥伴——一汽自主産品方面的技術支持卻相對最少。德國方面依靠動力總成戰略，即在中國建立變速箱工廠全面掌控了一汽。這些整車中最重要的總成部件受到德國總部的嚴格控制，但在自主産品和技術上，德國大衆幾乎沒有給予一汽支持。一汽大衆為了獲得新車型的延續都要付出昂貴的代價，每一次改型無不是花費重金才能得到。事實上，一汽大衆對于德國大衆來說無異于其在海外的“代工廠”。

“企業的靈魂就是核心技術。”談到吳慶瑞博士這句名言，先生深有感觸，他說，早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80年，吳慶瑞博士就向（中國）高層建言：中國要想在30—50年時間内趕上甚至超越歐美企業，不是沒有可能，問題不在于資金，掌握核心技術是關鍵之所在。可惜的是，一些短視的官員和企業，急功近利，以犧牲自己市場利益的高昂代價，換取國外的一點點美元投資，但最終還是沒有拿到關鍵技術，真正的鼠目寸光。在先生接手仲裁案件中，許多國内企業的自主開發技術水平遠遠落後于歐美國家，而大多數中外合資企業的核心技術基本上控制在外商手裡。

最後，先生象送自己即将出門遠行的孩子一樣叮囑我：“吳慶瑞博士是新加坡的經濟之父，鄧小平請來的政府經濟顧問；他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中，豐功至偉。你現在是吳博士團隊的一員，能夠在這樣有遠見、睿智的經濟學家和偉人身邊工作，是難得的機會，你要好好向他學習、請教。”

到新加坡後，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國産業技術投資項目的市場調研、風險分析、社會評價，以及項目的策劃，論證及可行性研究；而先生身在萬裡之外，則一直密切關注着我的發展，令他感到十分欣慰的是：在吳慶瑞博士的指導下，我所負責和參與的涉及農業、林業、畜牧業、新能源、采礦業、信息技術、生物化工、環保工程、機械裝備、公共事業、港口物流、醫療保健、生态旅遊等領域的重點項目，采用了靈活的引進設計圖紙、生産工藝、原料配方、技術訣竅的進口機制，立足于發揮中國自己的科技力量，其合作後的産品綜合技術指标和性能，已經超過原來的歐美專有技術掌控企業。

人生的境界決定學術高度，以學術為生命，是一種人生境界。先生從事的專業是國際經濟法。當躊躇滿志的先生和沈達明老先生一道準備籌建國内第一個國際商法專業學科的時候，也就在這一年，中國的革命領袖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學校停課，校主要領導和部分教職員工被關押、批鬥、毆打，校長李秋野被刑訊逼供、迫害緻死；1969 年學校遷到河南固始縣，師生們在農村參加勞動“改造”思想；整個國家在“革命”時期再也沒人提過“國際商法”。

“文革”結束後，提出撥亂反正的口号；先生與沈達明老先生再次提出組建國際商法專業學科；但建立新的學科談何容易？培訓教材、曆史資料、文獻檔案，一切都是空白。

先生白天黑夜地加班加點，閱讀外文資料，和沈達明老先生共同完成了國内第一本教師和研究生的講義《國際商法》。作為對外經貿院校的基本法律教材，它的影響力已經遠遠越過了校園的書齋，在處理無數起國際經貿糾紛的過程中發揮着重要作用。這本《國際商法》整整地影響了幾代學子，為中國國際經濟法學教學樹立了一面旗幟。

先生的青年時代曆經各種政治運動，長困囹圄，深受苦難；同時也造就了他的學識、深化了他的思維、磨煉了他的意志、鋳就了他的人格，使得他一登上講台，就成了一名優秀教師。他邏輯思維嚴密，語言生動，教風沉着冷靜，輔以他在仲裁中的一個又一個真實的國際經濟法案例，使他的課具有色彩和魅力，上過他課的學生很快都成了他的追随者和崇拜者。

在外經貿大學的幾十年間，他的教學生涯到達了巅峰，多次獲得不同獎項， 80年代末又獲得到最優秀教師獎的榮譽。他教書育人，培養出不少出色的國際商法、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人才。改革開放後，他擴大了教學領域，幾乎走遍了全國所有的省份，走進了無數的商會課堂；中國各個省、市、自治區的政界和商界都認識了一位蒼蒼銀發、滿臉笑容、學識淵博的馮教授，他真正是桃李滿天下。他完成了一個從普通教師到國際著名的商法專家和資深的國際仲裁員的轉變過程。他的口才與筆才都被毫不吝啬地用于他終生緻力創建中國國際經濟法的教學與研究。先生的編著或發展了國際法學教育的認識，或反思了中國國際經濟法學改革的現狀，或完善了中國的涉外經濟法律，對中國的經濟騰飛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人們眼中的先生，不為外物所左右，不為榮辱所幹擾，從不急躁發火，也少有慷慨激昂，總是在自己認準的學術道路上，奮然前行。先生做人已經達到了一種超然的境界。先生用他的行動證明：人生的境界， 決定着一位學者所能企及的學術高度。

5.永遠的豐碑

1995 年 6 月 18 日，因一樁涉外經濟案件，國家貿易仲裁委員會邀請馮先生飛赴穗城。在仲裁調查工作中，由于突發心髒病逝世于廣州。逝世的前一天，他還在詳細地分析案件，依然見解精辟，這是他為中國國際經濟法學事業奉獻的最後一份智慧。先生是春蠶，是蠟炬；用當代著名作家沈從文先生的一句話來形容他的一生： “表現了人類少見的美麗的風度”。先生始終有一副憂國憂民的剛腸、直腸、熱腸和愁腸，命途的坎坷和苦難，都沒有磨平先生的峥嵘頭角。先生總是用積極的态度對待人生。在先生身邊，會覺得世界是明亮的；遇到挫折時，他會激勵學生想辦法去解決問題。

先生心中充滿着愛，對學生無盡的愛，對教育事業無盡的愛。他從事的是一種愛的職業，是一種愛的藝術。先生尊重每一個教職員工。他主持一個著名大學專業學科的行政管理，民主、正派，具備極高的學術領袖素養。先生待人，熱情而謙遜。與人握手，總是滿臉笑容，很用勁地搖動胳膊。對于學生，隻有鼓勵和關懷，從來不會嘲諷挖苦。

先生過着普通人的生活。不求奢華、安貧樂道。他追求的是一種“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高潔傲岸的學者生涯。先生在課堂上，衣着端正。或西服套裝，或中山裝，總是筆挺；所到之處，給人以莊重、認真的感覺，令人肅然起敬。先生豪爽。在系裡節假日師生聚會時，老師和學生們紛紛邀請他跳舞，他從不拒絕，興緻勃勃，和大家狂歡到深夜。

1994 年 12 月，法學院前身——貿大國際經濟法系建系十周年慶祝大會。左起：系黨總支王淑霞書記、馮大同先生，時任外經貿部條法司副司長張玉卿校友、黃震華副校長、沈四寶教授。

人們最難忘的是先生的笑。在生活裡他常常帶着微笑，在講台上笑容可掬； 我相信，此時此刻站在九層雲天的先生，遙望東方大地一片萬象更新，側耳傾聽中國在世界舞台上崛起的呐喊，也會含笑于雲霄之上的。在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的員工和學生心中，都有先生這座豐碑。在這座豐碑面前，那些新入校的學生，緬懷法學院的曆史；在這座豐碑面前，那些凱旋歸來的傑出校友，傾述他們的成就；在這座豐碑面前，那些學術行為不端的人，用道德的力量鞭笞自己；在這座豐碑面前，那些走出法學院大門，卻成為貪官污吏的敗類，俯首忏悔。如果另一個世界也有學校的話，先生一定仍是一位優秀的教師。

謹以此文，深切懷念我的導師馮大同先生；并祝願馮師母身體健康長壽！

作者簡介：杜良峰，生于1952年，現為歐洲奧普新材料亞洲實驗室主任，教授、高級研究員。80年代初獲工科學士學位，畢業後任大型國企助理工程師、工程師；1986年赴瑞典工程學院研修；返國後擔任高級工程師；1989年考取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法系研究生，1991年獲得法學碩士學位；畢業後在國家經貿系統工作，參與中國有色國際期貨交易平台的建立；1994-1999年被前新加坡第一副總理、時任中國政府經濟顧問的吳慶瑞博士聘為助手及研究員，參與國家第一個高新技術産業園——中新蘇州工業園的策劃；1999—2007年任美國跨國公司亞太區總裁，負責中國生态産品的技術研發、生産、加工與貿易；2007年至今，任德國Marks-Plank Institute創研中心研究員，協同德國的著名産業專家、教授和科學家參與全球生态環保、新能源、生物化工、新型材料、動力工程和微電子的高端技術研發，并将先進的環保和新材料等領域工業技術引進東亞及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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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第二代學者

馮大同，了解貿法曆史的人談得最多的一個名字。他，貿法無可争議的先驅者；他，貿大法學院的兩個前身——1978年建立的國際貿易系國際商法教研室主任；1984年成立的國際經濟法系系主任；他，貿法最早的兩位博士生導師之一；他，貿大課堂上講課最有水平的老師之一；他，貿大著書最勤奮、成果最卓著的學者之一。我有幸于80年代末采訪了國際經濟法系系主任馮大同先生，寫了《面對四條戰線——第二代學者》。此文與上面作為馮先生得意弟子的杜良峰校友以親身體驗而描繪的馮先生的品質和風度相比，不過是篇簡介而已。盡管如此，三十年多前的我還是在短短的接觸中，從馮先生身上感受到一種強大的人格魅力，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現随杜良峰先生之後與讀者分享如下：

馮大同先生生于1934年。解放初期，年僅十六七歲的他，已在廣州市政法部門擔任秘書工作。六年後，已擁有一些政法工作實踐經驗的他，作為調幹生考入了北京大學法律系。1961年，他畢業被分配到我校任教，從此開始了國際貿易法專業的教學生涯。在經貿大學，他從普通教師，到系主任和有一定成就的學者。他所走過的路不可謂不艱辛。蹉跎的歲月并未消磨他那法學者的理性，他的口才和筆才被他毫不吝啬地用到他決心終生緻力其中的國際經濟法的教學與研究。“文革”前及“文革”後複校初期，馮先生在外貿系教“對外貿易法”、“海商法”、“進出口業務”等課。1979年國家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法律恢複了尊嚴，國際經濟交往中法律人才的不足向我們這所培養經貿人才的最高學府提出了緊迫要求。這十年來，馮先生相繼為本科生和研究生講授了“國際商法”、“技術轉讓法”、“國際資金融通法”、“票據法”、“國際貿易法”等五門課程。“聽馮先生講課是一種藝術享受”，他的許多學生這樣評價他。的确，他那帶着廣東口音的普通話，他那寬厚宏亮的嗓音，本來就具很強感染力，再加上他那嚴密的邏輯思維，生動的語言，沉着冷靜的教風，以及一個又一個複雜而有趣的國際經濟法案例，為他的課增添了更多的色彩和魅力。

國際經濟法是一門與社會經濟生活有着緊密的聯系的專業，關在書房中是搞不好這門學問的。馮先生經常參與仲裁實踐，處理一些外貿大公司、大企業棘手的國際經貿法律糾紛。頻繁的法律活動使他搜集到大量的案例，即充實了他的課堂教學，又為他的科研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幾年來，他筆耕不辍，其著作無論質量、數量在我校都是突出的。其中《國際商法》一書（與沈達明、趙宏勳合編）獲經貿部一等獎，已作為全國外貿院校教材；《國際貿易法》一書（與沈達明合編）獲司法部全國統編教材；《國際貿易法新論》一書（與沈達明合編）已作為全國法律高等院校試用教材之一。他說，與沈先生的合作使他從這位良師身上學到許多東西，受益匪淺；他在學業上的進步，多得于沈老的指導。這兩位年齡相差二十歲的兩代學者的合作之默契，成果之顯著，為人們所稱道。他們合編教材和專著共七部，約二百多萬言，幾乎每年出版一本書。此外，馮先生還自編或與其他教師合作出書多部。十年中，他參加編寫出版的書共達十五部。

55歲的馮先生正當教學、教研事業盛年。然而，他隻能一條腿在學術之峰攀登，因為他的另一條腿正被牢牢地拴在行政事務的闆凳上。作為成立不久的國際經濟法系系主任，辦公室的電話和會議室的煙霧，把他推進另一個不需要多少外貿法律專業知識，卻頗費腦筋的天地，與教學科研無關的事務一天當中在他的時間表上占去的比重太大了，使他深感苦惱。然而，他的這條拴在行政闆凳上的、神經高度緊張的腿，并沒使他的教學和科研蹇足，他仍堅持每學期上一門課，并力求每兩年寫一本書，或發表幾篇論文。今年他又有一本新書《中國外貿法》在香港出版。如果說他著書有什麼決竅的話，那就是：犧牲休息與娛樂。具體說就是不要把寒暑假當成休息的時間，而是當作筆耕的大好良機。

馮先生是中國法學會的理事，是中國國際法學會和中國經濟法研究會的理事，他還在國内一些律師事務所和大公司擔任法律顧問，并且是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的仲裁員和香港仲裁中心的仲裁員。教書、科研、行政、社會活動，同時奮戰在四條戰線——這就是第二代學者！

如果說在“第二代學者”身上也有一些共同點的話，那麼其中之一即是對教育事業的自覺的忠誠。在馮先生身上也體現着這一特征。做行政工作使他失去了許多做學問的時間，但作為在經貿大學工作多年的老同志，他懷着對事業的忠誠和熱愛，一絲不苟地履行着義不容辭的責任。在行政領導的崗位上，他有更多的機會看到經貿教育的發展和其中潛在的危機。他常常感到，作為第二代教師，自己還有許多不足：功底不如第一代教師深厚，需要重新學習的東西太多。他深感要使我國外經貿法律教育趕上時代要求，光靠第二代人的努力是不夠的，必須要有一大批奮發有為，立志從事教學工作，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中青年教師，他們是我校的前途和光榮所在。他盼望有一天，他的系主任辦公室，再沒有一位中青年教師來請他批準他們調離；他盼望有那麼一天，他的書櫃裡的書籍上印着的都是他的年輕的同事們，也就是經貿大學的第三代、第四代學者的名字！

（紫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