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首都發展，根本要求是高質量發展。黨中央從戰略上布局，北京在緊要處落“五子”。“五子”聯動推進，形成疊加效應，持續提升首都高質量發展水平。在市十六屆人大一次會議期間，市人大代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黃勇對深化數字經濟領域制度創新和政策集成提出建議。

市人大代表黃勇

“五年來，數字經濟增加值占地區生産總值比重超四成，現代服務業的優勢更加明顯，人均地區生産總值和全員勞動生産率保持全國領先，這說明北京是一個擁有高度創新能力和潛力的城市。”黃勇說，多個頭部互聯網企業總部、分部設立在北京，全國50%的互聯網平台獨角獸活躍在北京，這是北京發展數字經濟的機遇，同時也有一些問題亟待解決。

黃勇認為，目前，社會上對數字經濟、平台經濟的認識和理解不夠準确，普遍忽略了數字經濟和平台經濟之間的内在聯系。黃勇解釋，今天的數字經濟源于過去30多年的發展演進，通信技術、電子計算機的發展催生了互聯網平台經濟；PC互聯網到移動互聯網的變化，使平台經濟形成了生态系統；随着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技術和商業概念的興起，數字經濟的産業脈絡逐漸清晰。黃勇說：“互聯網平台經濟是數字經濟的基礎，也是當下及未來進一步發展的載體。如果抛開互聯網平台經濟談數字經濟建設，數字經濟進一步發展的輿論、社會和制度環境就不夠完善。”

“從202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要求來看，‘常态化監管’和‘支持平台企業在引領發展、創造就業、國際競争中大顯身手’的制度框架、實施體系還需要進一步優化。”黃勇表示，在實踐過程中，一些促進發展的政策尚未完全形成法治保障，短期性的政策調整往往容易影響市場的長期信心，進而反過來制約投資。同時，我國平台經濟領域存在多法共治、多部門共管的體制特點，如反壟斷、反不正當競争、價格、電商、消費者保護、廣告、信息、安全等領域的規則，都具有适用于平台經濟的空間，但監管執法的邊界還不夠清晰。

市人大代表黃勇（中）在朝陽團小組會上發言

針對認識和實踐中的兩大問題，黃勇提出四點建議。

第一，今後在與數字經濟相關的會議、立法和政策文件中，要更好地處理數字經濟和平台經濟的關系，樹立起發展平台經濟就是發展數字經濟的理念。

第二，在發展數字經濟的過程中，要更好地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數字經濟可以分為基礎設施和市場應用兩個層面，政府和國有企業應将重點放在信息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上，将開發、應用、推廣的空間更多地留給市場主體。

第三，落實優化營商環境、打造宜商環境的法治要求，尊重平台企業在平台、數據等方面的私有财産權，推動政府公共數據的公開和共享。

第四，做好平台經濟領域不同監管部門之間的協調，厘清不同監管部門的監管權限，讓平台企業處理一件業務隻面對一個部門，從對一件事、一個商業行為的“多頭監管”，邁向對整個行業鍊條職責清晰的“多元監管”。

附相關鍊接：

1.黃勇代表：樹立“發展平台經濟就是發展數字經濟”理念

https://m.bjnews.com.cn/detail/167374879814221.html?shareuser=160442704614833

2.代表熱議“以法治方式穩企業保就業”，讓民企能夠安心、有序發展

https://m.bjnews.com.cn/detail/167404004014108.html?shareuser=160442704614833